Lu明天走，今天一行三人就索性出去玩，到了温莎和伊顿（Windsor & Eton）。伊顿公学一直是想去的，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读过绝对意义上的重点学校的人来说，这种古校（始建于1440年）对我总是一个莫大的obsession。没有见到照片里的场面——壮观的大群穿着礼服的男孩们，但心里的感慨和震撼并不因此减弱。

Eton的小教堂，与温莎城堡和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的教堂一样高耸辉煌，周围各种盾章，后面是金色巨大的管风琴。一本本唱诗班的歌词，有的已经被翻烂，上面Sans Serif体：“Eton College Choir”。教堂门口，一个大约是刚进入学校的少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弹钢琴，一如既往的不知道是什么曲子。老师虽然年轻，但安静祥和，用Lu的话说：“时间如同静止了”。路过教学楼，考试贴出来的各种资料提醒我们这不过是众多英国高中中的一所，但被丢弃的拉丁文科的试卷仍展现出私立学校的高傲。有的桌子大约用了200年了，跟墙上一样，刻满了从前学生的名字。这些都是学生自己刻的，比如“C. Johnston 1812”，说明自己的姓和届。从19世纪一直刻到2006年，无法掩盖的历史感。许多显赫的家族祖孙都在伊顿就读，名字也刻在一块墙砖上，年代从19世纪一直到1970年代。

一个学校会给一个年轻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留下怎样的烙印，伊顿公学大概是最好的样本。

昨晚看王千源的东西看到很晚，结论是她真的没干嘛。

她当时似乎真是想当调停人，不过从一开始就没想清楚，错误的时间摆出了自己的姿态。一味的在冲突的时候主张两边交流谈判，实在缺乏考量，两边人士自然对她不加理睬。

然后她低估了部分留学生的敏感度，对亲藏人士太过亲昵（其实除了写标语过分，所谓的“点头哈腰”想来也只是友好温顺，从透漏出来的资料看出，部分示威的留学生与亲藏人士也是朋友，当天也有寒暄），对所谓香港区旗的争论也只是缺乏思考一时的胡言乱语。而另一个罪状“T”手势，亦是在中国也通用的表示暂停的手势，具体与反华手势怎么相像就不得而知。但就当天视频和两方参加者的回忆来看，她绝不是一个坚决的ZD人士，不会举着这样的手势招摇。后来她在NPR的采访我只找到一个，是后来的，并没有找到关于说抵制奥运的言论。而后来她的言论似乎也没有大的错误，比如她的公开信，以及关于政府，关于爱国人士等，只是个人的观点，还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

事件的关键是流出的照片显示她与亲藏人士同时面对留学生，视频也显示的是她与留学生争论。但从她的立场看，她想要暂停双方，想发言，只能首先静下最喧闹的一方——爱国留学生。这些照片加上误导性的文字，最终成为事件传播的关键，无数人（包括我）都是看照片就想当然的产生了愤慨。

这个事件正像整个3月份的事件的一样，扑朔迷离，不认真看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她真的没干嘛，只是脑子有点混乱，说她意识不清楚胡说，谁又不是呢？说她立场不坚定，我看她立场坚定的很。但说她反华汉奸还全民围剿全家就过分了。

我倒是同意她接受NPR采访时候说的：“Most of the opinions are really stereotype, and both sides didn’t really know the whole story.”

题图用和谐一点的图片，毕竟我不想这里变成一个个人政见和爱国心的发泄场。

但又是不得不说的。19号周六是欧洲各大城市的华人静坐和游行的大日子。伦敦人满已经报不了名了。然后发现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MSN上常年不上线不改签名的冷漠人士全都换上一水儿的(L) China；Pingmag的中国设计的文章下面全都是西藏，政治；思维的乐趣并没有展示太多思维的东西，也透漏着抱怨和不满；各种设计、技术和娱乐论坛、各种类型的blog也不例外。Facebook上，中国人大量的群发着号召游行和抵制的帖子，国内的校内上从平时的老愤青到安静的小女生满嘴都是谴责和辱骂。

国家似乎如临大敌。事情的迷雾并没有因此更明朗，反而随时有转向疯狂民族主义的危险，好在这次有许多平日理智的人群加入，也为这场热火朝天的全民运动偶尔增加一些冷静思考的成分，但能坚持多久就无从知晓了。仍然在纷杂的信息和立场中寻找自我。

《這一夜，誰來說相聲》是20年前赖声川在台北写的相声，今天才在YouTube上把全集看完。相声在大陆的死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即使是这些新人的相声也不觉得好笑，倒是《这一夜，誰來說相聲》里偶尔讽刺台湾政坛的笑话到让我觉得相声似乎还可以找到原本的模样。

要说的不是相声本身，是演出反映出来的20年前两岸气氛的和谐，从刚开始说从台湾大陆来的人的亲热，到中间的“我们都是中国人”，倒后来的段子五：大同之家里干脆讨论起了统一政府的名字和国旗，实在让我们这些渴望看到两岸有进展的人意淫了一番，即使这种真心的和谐一家人景象是越来越没有可能见到了。

上面是我举的高高的五星旗，GF拍的。对面是朝我们喊“Shame on China, shame on you”的藏 独人士，中间是微笑的伦敦警察们。

我最终还是去了圣火在伦敦的传递，最终还是和一个手持照片的英国女人对骂起来。我们的目的都不是无聊的奥运会，我只是不愿别人嚣张的伤害我的国家。尽量不去针对那些人权组织的人士，因为他们的主张对中国有益，也想保存仅有的一点理性。因为在雪 山 狮 子和五星旗飞扬的Trafalgar Square，的确很难保持一份冷静和理性。许多人一齐喊着“中国，中国”的确让人热血沸腾，大概在这种时候我的爱国心才被掘地三尺的挖了出来。

英国媒体照例没有提到学生的抗议，甚爱拉拢留学生的BBC中文甚至可以对学生抗议只字不提，电视直播也罕见五星旗，精心的躲避，堪比CCTV。

BBC4播了个《A year in Tibet》的五集纪录片。讲的是BBC记者在西藏待了一年的故事，民众的生活和矛盾，据说是很中立的片子。

之前在国内没有看到，回来从iPlayer看前两集已经过期了，现在只有第三集之后的才能看。下个礼拜就都会失效了。

一个评论。另一个评论。更多收看方法。

另外还有凤凰周刊的文章《失控的活佛》，对矛盾的兴起和发展的理解可能有所帮助。《The Economist》的观点的中立性被众人称赞，但仍然缺乏基于基本的矛盾和事件兴起原因的分析。现状是国内了解局势的人不容易发声，外面指指点点的人谁又真的了解个中详情呢？4月6号圣火来英，学校和留学生组织都在召集人马以对抗西藏异见人士，据说要手持中英和奥运旗帜，我不参加。

Steve Jobs的Keynote并没有特别失望的地方，尽管细节之前都有所了解，也没有抖传统的大包袱“One more thing”，但presentation的技巧，加上场面和气氛，还是值得一看的。

一方面很佩服苹果的设计哲学，还有背后强大的工程组，MacBook Air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担心，即苹果产品的单一性注定了它不可能走向大众。这一点从身边的人渐渐不买iPod开始可以看出：因为到处都是iPod，iPod变得没有以前“有个性”了，于是朋友们纷纷退而求次地选择了其他的品牌。比较来看，iPod的产品线已经比较广了，毕竟有Nano、Classic和Touch三条线，再加上之前的五代iPod，区分度已经比苹果产品，如笔记本和iPhone大很多，如果连iPod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iPhone会是什么下场。因此问题就是：当周围人手一部iPhone的情况下，你还有购买欲望么？

苹果与其他公司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背后的设计思想，简单好用。这一思想直接造成了其产品线不可避免的单一，缺少区分度。诺基亚的手机可以有上百种型号，索尼的笔记本也可以有数十种设计，但苹果的每类产品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款。苹果做小众市场可以这样做，因为用户少，苹果的用户在众多其他品牌使用者里脱颖而出，区分度极大，正如几年前在长条状MP3市场异军突起的iPod。我从前以为苹果会像做奢侈品一样运作，即高价，小众，永远不放下身段。但现在苹果的方向，比如卖音乐，租电影，进客厅（AppleTV）,攻学校，大有走向大众市场的趋势，这时候这种产品线模式就会出现问题。由于缺乏区分度，和在高端市场已经有了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iPhone出世200天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拿下20%）的情况下，用户可能为了使自己使用产品与他人有所差别，会牺牲诱人的功能和品牌，转向其他产品，因此市场再继续推进难度很大。

这就使苹果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苹果可以一心钻研，继续做好产品，让产品本身的优势远远大于缺乏区分度的缺憾（如Push-up mail使金融城人手一部的Blackberry），使用户不愿为了“个性”而牺牲巨大的功能优势。这一做法虽然延续了苹果的完美哲学，但所需大量的资金和研发设计力量，以及可能出现的技术瓶颈会成为苹果的难题。另一方面，苹果可以放下架子，增加自己的产品款式种类，在品牌内加大区分度。但这样做不禁会让自己沦为泛泛大众品牌中的一份子，不仅可能失掉无数视之为神的信徒，也会让自己慢慢丢掉高端消费市场。另一个方法是开放技术，像做PC一样做Mac，不同的厂家都可以设计生产自己的Mac机，也暗合开放开源的大环境。但这绝非Steve Jobs这个既爱硬件又爱软件的人所能做的出的。

Steve Jobs近年的努力把苹果推向了史上的最高点，引用一句Mac广告的话：Now what?

P.S. MacBook Air新广告里用的歌是Yael Naim的New Soul，歌的名字很巧合。

P.S.2 Jimmy Guterman的文章在最后提到了相同的问题，供参考。译文。

在TED上看到Joshua Prince-Ramus对于西雅图中央图书馆（Seattle Central Library）设计的演讲（2006年的东西，有点老），演讲也包括达拉斯的Charles Wyly剧院（Charles Wyly Theater）和2010年竣工的位于路易斯维尔的Museum Plaza的设计思想，十分有意思。三个巨大的项目背后的设计思想都蕴含了超理性（Hyper Rational）这一要素，即超越了平时设计时对于理性的要求，将实际上的理性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比如上图所示的图书馆项目，通过一系列的图表，设计师和客户弄清楚了图书馆各个分区和功能所占的比重，于是就按照这个比例完成了主要的设计。设计使得各个模块都能够将自己的应用目的最大化，而不影响其他模块，模块内部的设计也有很高的灵活性，以供为未来科技发展出的新媒体提供可能的空间。

对于Flexible、人性化的设计总是很感兴趣，直接，出其不意的操作方法也令人眼前一亮。想到TED上另一个Video说Windows和Mac的UI设计背后不同的设计哲学，加上流行的Multi-touch界面、Head Tracking技术，相信这些直接、人性化、回归人本能的思想能给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吧，想看到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令人兴奋。

Joshua Prince-Ramus曾经是库哈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的纽约办公室创办人，2006年独立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公司REX。